从《西北岁月》重温陕甘革命往事

革命先辈以身许党

以革命大局为重的党性

在陕甘边革命根据地的创建中，以刘志丹、谢子长、习仲勋等为代表的共产党人，以高度的政治觉悟，坚持党的领导，始终把党的利益放在第一位，顾全大局、忍辱负重，以“只知有党，不知有其身”的忠诚品格，团结带领陕甘边区军民，妥善处理党内分歧，坚决维护党和军队的团结，不断进行配合、联合、整合，确保陕甘红旗不倒，革命根据地屹立不败。

1934年7月，刘志丹、习仲勋等领导的红军部队和谢子长等人率领的陕北游击队会合后，自觉联合，统一决策，并派红26军主力北上，支援陕北革命斗争。1935年初，陕北省苏维埃政府和红27军成立后，两块根据地连成一片，实行统一指挥领导，互相支援配合，形成统一而强大的陕甘革命根据地。陕甘边根据地第一次反“围剿”斗争取得胜利后，上海中央局和北方局代表无端指责革命根据地领导人“右倾机会主义”“逃跑主义”。对此，刘志丹、习仲勋等人以大局为重，始终保持着忠于党、忠于人民的高尚革命品质，即便是在党内遭受不公正待遇，甚至因错误“肃反”而身陷囹圄的时候，仍然以正确方式同错误思想斗争，守护了来之不易的革命成果。尤其是在陕西省委遭到破坏，与中央失去联系的情况下，一方面，多次派人到上海寻找党组织，后来跟随党中央和中央红军进行战略转移的贾拓夫，就是派出寻找党中央的人员之一；另一方面，不盲目依靠上级指示和抽象教条，善于把党的正确路线方针同陕甘的实际相结合，正确地估量敌情我情，按照客观情况去决定自己的政策，独立地处理重大问题，表现出政治上的成熟和独创。

1936年初，党中央派习仲勋负责关中特区工作，前后历时六年多，守住了被称为陕甘宁边区的“南大门”。在甘肃省正宁县南邑村关中特区旧址，习仲勋带人挖掘的水井和转移通道、栽下的桑树等完好如初。习仲勋当年发动群众，开展武装斗争，发展党的基层组织，废除保甲制度，进行土改，扩大和巩固苏区，有力地配合中央战略部署的实施。1937年1月，中共陕甘省委书记李维汉来到关中特委，对关中特委工作给予高度评价：“在我经过的陕甘苏区，关中是最好的一块苏区”“关中的党是从斗争中锻炼出来的布尔什维克的党，有许多群众真正爱戴的领袖，如习仲勋同志、张邦英同志等。”1943年1月14日，中共中央西北局高级干部会议对陕甘宁边区建设成就卓著的22人予以奖励。毛泽东为获奖者逐一题词，给习仲勋的题词是：“党的利益在第一位”。习仲勋到达绥德地委机关后，把毛泽东这一题词挂在墙上，以时刻鞭策自己。

我们党立志于中华民族千秋伟业，致力于人类和平与发展崇高事业。革命先辈在陕甘边革命斗争的实践告诉我们，只有坚持党的领导，始终把党的利益放在第一位，在党的领导下开展工作，才能无往而不胜，不断取得新胜利。

革命先辈始终从实际出发

坚持实事求是

刘志丹、谢子长、习仲勋等人，在与党中央失去联系的情况下，团结带领陕甘边区军民，坚决彻底抵制错误思想干扰，紧密结合当地革命实际情况，坚定走毛泽东同志开创的武装割据、农村包围城市的革命道路。他们既坚持实事求是，又勇于开拓创新，创造性运用毛泽东工农武装割据思想，创建新型革命政权——陕甘边区苏维埃政府，为党在全国执政进行了先期探索。

在军事斗争、根据地建设的艰难过程中，陕甘边区共产党人善于把党的正确路线方针政策与具体革命实践相结合，在国民党统治力量薄弱和环境艰苦的陕甘两省交界山区建立根据地；将群众工作与统一战线相结合，不拘泥于工农群众的概念限制，灵活争取民团、土匪、哥老会、国民党军队及少数民族群众，扩大革命联盟，为党中央确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方针提供了借鉴；探索形成“狡兔三窟”的多区域战略布局，使根据地在流动中生存发展，灵活机动地实施敌进我退、外线作战的战略战术。毛泽东同志赞赏刘志丹创建的根据地用了“狡兔三窟”的办法，创出局面，这很高明。谢子长在陕北面临白色恐怖和部队严重受挫的关键时刻临危受命，深刻总结经验教训，创新机动灵活的战术战法，取得了粉碎“围剿”、两破安定城、消灭“四大民团”等胜利，巩固并发展了根据地。习仲勋坚持从陕甘边革命根据地的实际出发，领导制定了全面系统的“十大政策”，丰富了党局部执政的理论与实践。这些探索和创新，既是实事求是、坚持真理的产物，也是开拓创新、敢为人先的结晶。

实事求是，是马克思主义的根本观点。1947年12月，中共中央在陕北米脂县杨家沟召开会议，研究解决当时面临的一系列重大问题。针对当时土改中一些“左”的问题，习仲勋作了发言，引起了毛泽东的重视。1948年1月9日，毛泽东就习仲勋关于土改问题给中央的来信作出批示。1948年1月20日，毛泽东批示向全党转发习仲勋关于西北土改工作情况的报告，指出“完全同意习仲勋同志这些意见。华北、华中各老解放区有同样情形者，务须密切注意改正‘左’的错误。”以刘志丹、谢子长、习仲勋为代表的革命先辈，虽然没有直接用过“实事求是”这个词汇，但他们探索的革命道路、坚持的斗争路线和方针政策，最鲜明的特征就是实事求是。什么时候坚持实事求是，他们的军事斗争、根据地建设、苏维埃政府建设就能够不断取得胜利。坚持实事求是，是我们党带领人民推动革命、建设、改革事业不断取得胜利的重要法宝。

革命先辈革命为了人民

始终保持党同人民群众血肉联系

时刻牢记党的性质宗旨，是刘志丹、谢子长、习仲勋等人得以成功创建陕甘革命根据地的一个重要原因。陕甘边区苏维埃政府坚持从人民群众的实际需要出发，充分相信群众，紧紧依靠群众，真心关心群众，通过武装斗争、土地革命、发展经济、兴办教育、改善医疗等一系列政策措施，切实维护了群众的根本利益，改善了人民生活，最大限度调动群众参与革命的热情，为开创革命新局面提供了坚强保证。

刘志丹视人民如父母，他时时处处替人民大众着想，要求部队对老百姓秋毫无犯，不拿群众一针一线，即使战斗行军遇到再大的困难，都不打扰群众，不给群众添任何负担。被当地人称为“谢青天”的谢子长，战斗负伤、积劳成疾，去世前还说：“就这样死了，我对不起老百姓”“我给他们做的事太少了”。习仲勋在创建陕甘边革命根据地时，“一村一村做调查研究，一家一户做群众工作”“和群众休戚相关，生死相依，由于血肉相连，受到了广大农民的拥护”。人民群众像对待亲人一样对待红军，腾房间、筹军粮、当向导、探敌情、踊跃参军。这种水乳交融、血肉相连、鱼水相存的党群、军群、政群关系，正是党在创建革命根据地、建立边区政权、开展武装斗争中明显优势之所在。毛泽东同志曾评价刘志丹同志是“群众领袖，民族英雄”；评价谢子长同志是“民族英雄”“虽死犹生”；称赞习仲勋同志是“从群众中走出来的群众领袖”。

1943年2月，习仲勋出任中共绥德地委书记兼绥德警备司令部政治委员。在担任绥德地委书记期间，习仲勋提出：“为52万群众服务”。二十世纪四十年代初，党组织对习仲勋作出的鉴定中，有“习仲勋是从群众中生长起来的，而且与群众保持着经常的密切的联系”这样一句话。任弼时曾表扬说：“凡路过绥德的同志都说，习仲勋同志是一位好的地委书记。”1945年10月，毛泽东向党内同志介绍习仲勋时说：“要选择一位年轻的同志担任西北局书记，就是习仲勋，他是从群众中走出来的群众领袖。”

革命先辈在创建陕甘边革命根据地的生动实践中，从土地革命战争一开始，就始终把建立人民政权、争取人民民主权利、维护人民群众利益作为革命的根本目的，就代表的是人民利益，团结依靠群众、动员发动群众，最大限度地激发了群众的革命热情，因而得到了群众的拥护和广泛支持。

革命先辈不怕牺牲

“革命理想高于天”

刘志丹、谢子长、习仲勋等人，在全国革命陷入低谷的艰难形势下，愈挫愈勇，屡失屡建，先后组织了大大小小70多次武装起义和兵变。他们面对恶劣的自然条件、国民党军阀的残酷“围剿”、与上级联系不畅、革命力量鱼龙混杂、党组织不成熟不健全等困难，始终坚守理想信念，英勇杀敌、视死如归，坚贞不屈、斗志昂扬，彰显了中国共产党人的政治本色。

革命理想高于天。刘志丹在入党誓言中写道：“加入党，就要为共产主义信仰奋斗到底。作为个人来说，奋斗到底就是奋斗到死。”他的好几位亲属被敌人杀害，两个幼子在恶劣战时环境中不幸夭折，自己也含冤入狱，但在生死关头，他始终坚信：“黑云总遮不住太阳”。谢子长在1934年8月的战斗中负伤，当时正处于国民党“围剿”根据地的关键时刻，本应好好休养的他，怀着“星星之火，可以燎原”的坚定信念和革命必胜的坚定信心，坚持随军转移和指挥战斗，伤情不断恶化，不久便与世长辞。习仲勋在革命处于低潮、身陷囹圄时，毅然加入中国共产党；在长期革命斗争中，他出生入死、百折不挠，是始终怀抱“最大的牺牲决心”“为党尽忠”的坚定革命者。《西北岁月》前两集中，老掌柜要是不被反动军队抢走一百大洋，也不会去借高利贷，就不会被逼死。老掌柜死后，习仲勋同志的家人终于理解了他为什么要革命。反动势力不会自动退出历史舞台，只有起来斗争，才是唯一的出路。

在全国革命形势走向低潮、周边环境极其复杂、物质财富和支援极其匮乏的情况下，陕甘边革命根据地之所以能够创建并且不断走向胜利，靠的就是老一辈革命家和革命先辈坚定的政治信仰和百折不挠的革命意志和他们坚持党的利益高于一切、忠诚于党、为党尽忠的党性修养和人格品德。

革命先辈又斗争又联合

肝胆相照的统战智慧

陕甘边的斗争史，是统一战线的又斗争又联合的历史。在陕甘边革命根据地创建初期，刘志丹、谢子长、习仲勋等领导革命武装，采用阶级分析、区别情况、灵活对待的方法，与同情革命的各派力量建立合作，尽可能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最大限度地壮大了自己、孤立了敌人，结成了最广泛的统一战线。习仲勋曾回忆：“我们能在西北站住脚，得到发展，是和志丹的大团结思想分不开的。”

在创建陕甘边革命武装和根据地的过程中，刘志丹提出红、白、灰“三色”建军思想，最大限度争取和壮大革命力量。白色指派共产党人到国民党军队及民团开展兵运工作，使其改造成为党所掌握的革命武装。刘志丹、谢子长、习仲勋等人积极做国民党军内中上层人士的统战工作。习仲勋曾回忆说：“我们党在十七路军活动的历史一直没有间断过。我在陕甘边工作的时候，同我联系的同志大都是在这个部队，并且通过十七路军搞来了枪支、经费和人员。我们党同十七路军的统战工作比东北军还要早。”灰色指派共产党人教育、改造绿林武装，为创建人民军队准备群众基础和武装力量。在刘志丹、习仲勋等人影响下，马锡五、郑德明、李仲英、朱志清、马海旺等200多个哥老会成员相继投身革命，在黄龙山落草的郭宝珊也加入红军。红色指由共产党人组织发动工农群众，建立党领导和指挥的人民武装。

刘志丹经常告诫战友和同志：“革命需要建立统一战线，敌人越少越好，朋友越多越好”。习仲勋曾说：“我一生注意听不同意见，听民主人士的意见，注意做好统一战线工作，就是遵从志丹同志的教导和从那时的实际经验得来的。”陕甘边革命根据地时期的统战工作实践，对习仲勋开展统战工作有着深刻的影响。1946年10月24日，习仲勋成功策划胡景铎带领5000余国民党军起义，为即将到来的西北解放战争争取了宝贵的回旋余地。毛泽东接见胡景铎时说：“你能在敌强我弱的情况下，下邓宝珊的船，上习仲勋的船，你选择的这个道路是正确的。你们的革命行动给西北的旧军队指出了一条光明大道。”

1950年6月25日，朝鲜内战爆发后不久，彭德怀率领中国人民志愿军入朝作战，中共中央经略西北的重任落在了习仲勋的肩上。习仲勋认识到西北民族问题、宗教问题的特殊性、复杂性，采取妥善的步骤和正确办法解决民族和宗教问题。他17次政治争取青海项谦，与邓宝珊、陶峙岳等原国民党军政人员，十世班禅额尔德尼•确吉坚赞、马鸿宾、马辅臣、喜饶嘉措、黄正清、包尔汉、赛福鼎等许多少数民族人士保持良好关系，注重发挥他们的作用。邓宝珊曾向毛泽东坦诚评价习仲勋：“这个同志气度大，能团结人，可以挑重担。”毛泽东说：“你的看法很准，这个同志最大的特点，就是能团结各方面人士，胸怀博大，能负重任。”

干革命就是做团结人的工作。在陕甘边革命斗争中，刘志丹、谢子长、习仲勋等领导人坚持大团结大联合，注意建立最广泛的统一战线，从而得以发展壮大、不断取得胜利。我们党靠团结奋斗创造了辉煌历史，还要靠团结奋斗开辟美好未来。

革命先辈珍视感情

柔情未必不豪杰

《西北岁月》是一部真实再现历史的鸿篇巨制，具有现实教育意义，能够让年轻一代了解革命先辈的人格魅力和真诚对待战友、感情、家庭的宝贵品质。通过习仲勋与刘志丹、谢子长等同志之间的友谊，展现出革命者们在艰苦环境中所坚持的信念和所付出的牺牲，让观众感受到革命者们的精神和情怀。百年党史波澜壮阔，精神力量无坚不摧。

九十年前，以刘志丹、谢子长、习仲勋等为代表的共产党人，在艰苦卓绝的环境中成功创建了以南梁为中心的陕甘边革命根据地，孕育形成了宝贵的革命精神。今天，这种精神早已穿越这茫茫高原，迸发出更为强大的力量，影响着一代又一代中国共产党人前行的步伐，我们要传承好、弘扬好革命先辈留下的宝贵精神财富。

来源：中国政协杂志返回搜狐，查看更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