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梁政府：“十大政策”暖人心——观《西北岁月》有感

十大政策的主要内容

南梁革命纪念馆中的十大政策展板

（一）土地政策

1、没收地主及富农出租部分的土地，地主参加劳动的可以分地。

2、分川地不分山地，因为山地很多没有人种，川地也是种—年休耕一年。

3、中心地区分土地，边沿地区不分，随着苏区的扩大，边沿区变成中心苏区后再分配土地。

4、田、青苗一齐分，因农民最需要的是青苗，如分田不分青苗就会降低农民积极性。

5、没收地主、富农的牛、羊分给雇农、贫农和缺牛羊的中农。

6、红军家属分好地，具有分地的优先权。

7、阶级划分以主要生活资料的来源和剥削或被剥削的程度来决定。

8、争取与改造二流子参加生产。

（二）财经粮食政策

1、鼓励农民生产，发展农业，增加粮食。

2、成立牧场，养猪放羊。

3、粮食供应是保证军粮和民生的大事，边区政府建立了流动仓库，分散储藏，对群众不动员交粮，也不交“欢迎”粮，靠收买民粮供给军队。

4、财、粮来源主要是取之于豪绅地主，有计划的向敌人夺取。

5、成立集市，便利交易。在白马庙、荔园堡等地建立了集市，群众大感方便。

6、保护小商人，允许其来苏区做生意。

7、发行苏票，流通金融。

（三）军事政策

1、自愿的兵役制，群众参加游击队后，经过一个时期的训练，成排成连的编到红军里去。

2、在战斗动员上规定了各种条例，如少先队、赤卫队条例，动员方式是自愿的，武器是没收豪绅地主的。在军纪上也规定出新的条例。

3、在赤少队的基础上广泛的成立游击小组。

4、奖励游击队买武器，买到新式武器则给特别奖励，收缴敌人的武器归自己使用。

5、成立军政干部学校，培养军政干部。

6、成立民间递步哨，帮助红军做情报工作。

7、对牺牲的战士和赤少队员付给埋葬费和抚恤金。

（四）对民团政策

1、对靠近我们的民团则与之建立互不侵犯关系，如对罗连城，何子新等。

2、对极端反动的民团则坚决消灭，如赵老五、梁保定等。

3、对保持中立的民团教育争取，使其向我们靠拢。

（五）对土匪政策

1、有政治背景的土匪坚决彻底消灭。

2、为群众所痛恨无法争取的惯匪，如杨谋子之类也予彻底消灭。

3、此外的一些土匪则采取一切办法争取改造他们，如对郭宝珊、梁占奎、贾德功就是这样的。

（六）各种社会政策

1、对哥老会采取争取政策。苏区哥老会很多，他们大多讲义气，对我们有过不少帮助，并与我们有关系。对其中有反革命分子，则发动群众清除，不直接出面干涉。

2、对扇子会、红枪会、硬肚、软扇等会道门采取争取政策。苏区内这类组织相当多，他们虽然迷信但对统治阶级都有反抗性，在这一点上能争取和改造他们。

3、颁布并宣传禁烟、禁赌、放足等条例，引导群众移风易俗。

4、对红军家属、社会上的孤寡残疾，发动群众救济，政府也给想办法。

（七）肃反政策

1、对敌探和证据确凿的反革命分子实行镇压，如群众愿保，不杀亦无损于革命的，可保释感化。

2、对确有证据的反动豪绅地主采取杀掉的办法，或只向他们要粮索款并不杀掉。

3、对犯人区分主犯和从犯。

4、处决犯人经过群众大会决定，公开执行。

（八）知识分子政策

对政治上清楚的知识分子，一概相信并分配适当工作。

（九）对白军俘虏政策

对俘虏采取教育争取、改造使用政策，不随便杀掉。红二十六军的排、连长很多是从白军中来的。

（十）文化教育政策

主要是兴办列宁小学推动农村青少年教育。

选自习仲勋《陕甘高原革命征程——回忆陕甘边革命根据地》

“十大政策”的成效

“十大政策”特色鲜明，实事求是，内容全面，措施完备，对巩固发展陕甘边革命根据地发挥了重要作用。“十大政策”的实施，为打破国民党政府的军事“围剿”和经济封锁创造了条件，解决了边区群众期盼已久的土地要求和吃饭穿衣等问题，有效改善了边区经济凋敝、文化落后、民不聊生的状况，保障和促进了边区政治、经济、军事、文化建设的繁荣稳定，巩固和扩大了陕甘边革命根据地。

始终面向群众

坚持走群众路线是陕甘边区苏维埃政府局部执政的一条基本经验。在制定财政粮食政策时，陕甘边区苏维埃政府坚持以老百姓的心为心，鼓励农民发展生产，成立牧场，养猪放羊；设立集市，便利交易，保护小商人；发行苏币，流通金融。采取奖励农耕、经营红军公田、兴办机关农牧场、合作社等一系列行之有效的措施发展农业生产，大大减轻了群众负担，促进了根据地经济发展，出现了“苏区与白区在军事上残酷较量、但经济上却互通有无”的特殊景象。

在领导经济工作的实践中，习仲勋等边区领导人十分注意商业贸易工作，与白区商人交朋友，通过开放搞活政策，吸引白区商人来南梁做生意。当时的边区政府秘书长蔡子伟回忆说，荔园堡集市设立后，群众非常欢迎。通过集市，红军和外地商人搞交易，用羊换回根据地急需的布匹、油印机、子弹等物品。有一个白区商人，第一次来到南梁做生意，见了一个站岗的红军战士就塞纸烟和钱，红军战士把钱摔到地上，气愤地说：“糟蹋人！”商人吓得不得了，以为红军战士嫌钱给得少了。刘志丹和习仲勋闻讯后，赶快派干部去向这位白区商人道歉，说明红军的纪律，并当着商人的面批评战士不懂礼貌，商人连连说：“我不知道红军纪律这样严明，这样我们商人还怕啥哩。”这件事，迅速传遍了白区，起到了宣传红军的作用，红白区间的经济交流一天比一天活跃，根据地的生产发展了，经济搞活了，物资广为交流，红军用上了洋瓷碗，干部用上了手电筒。

南梁政府实施的经济政策，明确指向了以人民为中心的执政理念。在照金的绣房沟、南梁的荔园堡和洛河川的胡皮头，习仲勋都亲自抓兴办集市，搞活经济，极大地丰富了物产供应，满足了根据地军民的基本生活需求，受到了根据地人民群众热烈拥护和称赞。

坚持求实开拓

创造性探索并开展统一战线工作，是陕甘边革命根据地得以创建的重要原因。针对陕甘一带地方民团、土匪、哥老会等鱼龙混杂、勾心斗角的复杂状况，陕甘边区党和苏维埃政府在制定政策时，对敌人不搞“一刀切”，区别不同对象，坚持分化利用和争取改造相结合，对能为我所用的民团、土匪和哥老会等势力，积极予以争取，对极端反动的民团和有政治背景的土匪，则坚决予以消灭，做到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比如引导争取改造赵连璧、杨培盛、贾生财等农民武装走上革命道路；引导保安县哥老会大爷马锡五、华池县南梁哥老会大爷郑德明等200多个哥老会成员投身革命。最具影响力的是争取黄龙山土匪梁占奎手下营长郭宝珊起义，成为党在陕甘边区统战工作的成功范例。对于不能争取改造、民愤太大的土匪武装，如赵老五、张廷芝、杨谋子等，陕甘边区党和政府采取了坚决打击、彻底消灭的方针。

陕甘边区苏维埃政府还采取恰当的方法，做好国民党第十七路军的统战工作，积极消除“红白对立”。在陕甘边区党和政府的不懈努力下，杨虎城逐渐倾向联共抗日，反对蒋介石的“攘外必先安内”政策。党中央和中央红军落脚陕甘革命根据地后，提出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主张，在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感召下，第十七路军与东北军张学良部先后停止剿共，形成红军、东北军、第十七路军三位一体的合作抗日局面，最终促成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后来，刘志丹在旧军队中培养的统战对象如韩练成、牛化东、曹又参等，都先后走上革命道路。其统一战线实践经验，丰富了党的统一战线理论，是党一笔宝贵的财富。

确保清正廉洁

陕甘边区苏维埃政府成立后，即把惩治贪官污吏、树立廉洁政风列为政权建设的头等大事，制定了严格的廉政法规。比如：党政军干部临阵脱逃者处以死刑，破坏枪支者处以死刑，强奸妇女者处以死刑，贪污公款10元以上者处以死刑。这些法令，严明了党纪政纪和军纪，保护了群众根本利益，深受群众欢迎。政府成立初期，军队和政府机关的经费相当困难，人民群众负担很重。为渡过难关，中共陕甘边区特委、政府和军委的工作人员，一律实行供给制，干部战士一律平等。当时每人每天供给小米一斤半，每20人一碗盐，衣服、鞋袜自备。1934年11月7日举行阅兵式，大家张罗着要修个阅兵台，还要有彩门。刘志丹说，前面的戏楼就行，把地平一下，四周贴上标语就行了。结果只花了一点钱，群众来得多，还敲锣打鼓，十分热闹。

作为苏维埃政府主席，习仲勋带头执行陕甘边区苏维埃政府制定的有关廉政规定，要求别人做到的自己首先做到。据时任陕甘游击队一班班长的王殿斌回忆说，在1935年4月，国民党军马鸿宾部占领南梁，陕甘边区苏维埃政府主席习仲勋率党、政、军机关转移，那时天气已经热了，习仲勋还穿着三年前穿的旧棉袄、破棉裤。边区工作人员马仰西回忆说，有一次他去南梁堡找习仲勋谈工作，晚上睡在一个破窑洞里，没有被褥毡席，他们就穿着衣服，枕着石头，睡在光溜溜的土炕上。

重视文化教育

陕甘边区苏维埃政府把文化教育放在重要位置。边区政府创办了列宁小学，把打土豪获得的财产拿出一部分作为教育经费，划拨土地作为校田，补充办学条件的不足。习仲勋等边区领导人亲自到学校给学生上课。边区政府还创办了《红色西北报》，宣传党和政府的各项方针政策，凝聚了人心。1934年10月，在华池县南梁荔园堡正式建立了陕甘边红军军政干部学校，主要任务是培养部队的军政干部，也兼培养地方党政干部。学校在南梁共举办过3期培训班，第一期在华池县荔园堡，后两期迁至南梁地区豹子川的张岔，共培训学员200多人。学校的主要课程为军事理论和实战演习、党内政治、政权建设、政策、文化课等，除军事课外其他课程经常根据实际情况而变动。

此外，陕甘边区苏维埃政府实施的军事、民政劳资、知识分子、肃反与社会教育改造等政策，密切联系群众，突出陕甘边区实际，保障和促进了陕甘边革命根据地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等各项事业的发展，是独立自主解决和处理陕甘边区革命和建设问题的成功探索。根据地广大群众切实感受到了红色政权是真正为广大劳苦大众谋利益的，非常感慨地说：“还是南梁政府好”。

当年曾经追寻红军长征的足迹，穿越西南西北数省，行程万余里的《大公报》记者范长江在1935年的《大公报》上对陕甘边苏区有这样一段描述：“更经数年来赤化教育之结果，民众心中只知有苏维埃、瑞金、莫斯科、列宁、斯大林等，而不知有西安、兰州、北平、南京等名词。某县长曾在合水以东召集民众训话，数次申传，到者寥寥。而苏维埃召集开会，则二十四小时之内，可以立刻齐集数百里以内之民众。”这有力地说明了“十大政策”的实施取得的显著成效。

“十大政策”的实行，有力地促进了陕甘边根据地的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促进了武装斗争、党的建设和统一战线工作。陕甘边革命根据地出现了前所未有的大好局面。到1935年6月，已经在二十多个县的广大农村建立了工农民主政权，游击区扩展到三十多个县，主力红军发展到五千多人，地方游击队发展到四千多人，陕甘边和陕北两块根据地连成一片，形成了面积三万平方公里、人口九十余万的红色区域。迎来了党中央和各路长征红军。在《西北岁月》第12集《化险为夷，将士归队重燃斗志》中，当毛主席带领党中央和中央红军到达陕甘革命根据地南梁政府赤安县六区一乡吴起镇时，看到村庄的墙壁上张贴着南梁政府的“十大政策”，就和当地老百姓攀谈了起来。毛主席说：“这个十大政策你们可都满意呀？”当地老百姓争先恐后地说到：“满意，满意……”一个妇女热泪盈眶地说道：“这根本就不是什么政策，就是我们的心里话，那些贪污十块银元 的人，都被枪毙了。我们都看到眼里了，哎呀，天大大哩，这要是放到以前，想都不敢想，现在红军和共产党 来了，真的不一样。”一边说一边给毛主席 递了一个白面馒头。

在那异常艰苦的岁月里，在寨子湾那简陋的窑洞里，刘志丹、习仲勋等领导者的目光如此深邃，提出了如此先进的执政理念和政策措施，即使从今天的角度来看，这些政策的内容和形式，也是相当完备进步，非常合乎陕甘边区实际。

（作者系甘肃南梁干部学院 张全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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